中国银行乡下祖父寻觅商战场的魅力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

时人们把经营这种票据汇兑业务的商号叫票号，而日升昌就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也正是由于日升昌的生意兴隆，而导致了远在苏州的一场经济波动。

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可见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日升昌坐落在山西中部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县城——平遥。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既阻碍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的开办不仅对晋商的商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个不起眼大院子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是一个在商界呼风唤雨商人的居室，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在票号创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雷履泰就是这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因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凭空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要经过苦思冥想，才能寻找出答案。

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对于现代社会，这样做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货币是由银行统一印制，全国各地使用起来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货币主要是指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既然要汇兑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银子到乙地取时，含银量必须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必须在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这恐怕就与雷履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汇兑票据业务和诚信体系相关。事实也确实证明，雷履泰的一套商业运作方式的成功。当时山西商人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水印技术来保障汇票的安全。可惜的是由于票号严格管理，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张由他们自己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原始的水印。

到票号，就不得不谈及与票号祸福相连的当铺、钱庄、镖局。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在传统社会中，当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某个地方当铺越多，说明当地银钱流通量越大，经济也一定十分活跃。晋商在经过当铺、钱庄这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最终使票号在山西得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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